‘触摸春天’的实地考察记录
《触摸春天》系列“玩作坊”上周末在襄阳公园以一场小小的展览落下了帷幕,展览的特色在于展示过去的2个月以来一群神气活现的孩子们创作的绘画和植物实地考察笔记。
和成人一样,孩子们更倾向于寻找自己感兴趣的事物而忽视植物。对一个人来说,植物是静止不动的,而隐藏在我们身体里的猎人本性会让我们比较关注奔跑的事物。然而,如果我们可以培养孩童观察的能力,就会发现植物可以帮助他们发展对自身的认识,能够协助他们参与到相互联结的、奇迹般的、复杂的生命网中。这对从小不在农场长大的孩子、或没有出于习惯了解自然规则的孩子们非常重要。启发城里长大的孩子对植物世界产生兴趣是一个需要耐心的艺术,而且经我们的向导证实,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下面便是一些完成了上海的各个公园之旅后所产生的见解的总结。
1、植物与人生
将植物的生活方式和动物的生活方式之间作一些类比是一个培养兴趣的有效的切入点。最好在某个植物的生活方式和研究它的研究者直接作出类比。
举个例子,我们来说说叶片上的叶脉。它们需要近距离才能观察,也通常不会在匆匆撇一眼叶片表面后就吸引人们的注意。但是引导孩子观察叶片的背面,孩子便会不由自主地用眼睛和手指追踪叶脉的脉络。不用去向孩子解释什么:因为即使是年纪最小的调查员也能从他们的角度欣赏我们的叶脉。通过这个简单活动,可能得到一个简单的启发,理解生命拥有尽头。无论多么简短,无论多么隐晦,这样对一株植物的美学体验可以为培养一个有所改变的、更关注事物之间的关联的思维方式打下基础。
只要继续观察探索,就可以发现更多植物和我们之间新颖的类比。一些树木的树皮有更多皱纹,形成的深沟成了殖民者苔藓和地衣的家。
为什么有这么深的皱纹呢?“因为他们年龄更大!”孩子们齐声说道。比较了孩子们中一位年龄稍长的孩子和一位年龄更小的孩子的皮肤后,在一片樟脑树里找到年龄更大的樟脑树立刻成了一个令人兴致高昂的游戏。
2、说出不同
如果仔细地观察任何一棵树附近的地面,就不难发现一片片掉落在地的树皮,每片树皮形状各异,质感、颜色也都各不相同。如果和人类的皮肤作类比的话,这些树皮的特质就变得非常有趣了。它们能告诉我们一些树木的信息,同时也能告诉我们一些有关我们自己的信息。我们也会掉落相当数量的头皮屑吗?我们的皮肤也是类似的斑驳拼贴般的颜色吗?为什么我们的皮肤相较之下那么柔软?这类问题在类比的情况下指出了人们能够观察到的不同。它们可能像是无意义的自言自语,但是它们也可以激发隐藏的联系,而这些联系可以正是做出一些具有创意突破的基础。
3、培养兴趣
既然不同性质的植物会以不同的方式吸引人们的注意,一系列探索的活动就能理想地给所有人一个机会去以自己的方式与植物的世界进行互动。营造一个氛围有助于寓教于乐是一个有点复杂的挑战。这里有一些点子帮助培养孩子的兴趣:1)一个积极的心态:把学习当成一件好玩的事儿的心态是会传染的;2)将工具视作玩具(例如铅笔和纸、放大镜、标本盒);3)环境对事物的认知起着很大的影响。这些点子每个都值得思考并完善,然而第一个点子最重要,它就是指要抱着赏玩的心态,激发自身对所见到的植物的好奇心。
植物充满了各种奇异古怪的特质,激发人们的想象力,而且——对成年人来说更是如此——我们更能接受植物的古怪特质并为之着迷。光合作用是一个古老经典的谜题,然而有关植物的一切包括植物如何保护自己、从土地吸收营养和水分、植物的呼吸作用、植物互相的交流和繁殖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段从熟悉到陌生的旅程。试看一个简短的列表,罗列了不同类型的开花植物的性别表达:雌雄异熟、雌雄异体、雌花两性花异株、雌雄同体、杂性异株、雄蕊先熟、亚雄性两性、三性花同株、单性植物。雌雄异体代表了我们熟悉的形态,一株植物要么是雄性的,要么是雌性的,并且终其一生也不会改变性别。其他富有创意的各种名字以及它们展现出形态都足以让人感到困惑,或者心情好的话,说不定还能感到幽默。
五月某个晴朗的周日,我们向公众展示了一幅非凡的景象,雨点打落或乘风而过的微小的花朵和精细的种荚在天空飞舞,参天大树和小小的幼芽散发着古怪的芳香和奇异的外形。一切都好像马上要蜕变成其它的形态。在这精致的奇妙世界里,仅仅一个字说不定就能让人的思维走进植物的生活方式。
《五月生命循环》是一本记录植物生命周期的十二页书册,参与《触摸春天》活动的孩子们和游客一起创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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烛影夜谈
这是一个温和的冬天午后,家长带着孩子一个接一个陆续到来。窗户已经遮挡严实,这是冬天的第一个影子戏玩作坊。屋子中央摇曳着的一根烛火吸引着人们围成一圈。
一张宣纸做的幕布的后面Erna 和 Jasamine正准备着她们的道具人偶。简单的剪纸就能演绎一个完整的故事——一个孤独的渔翁,有点儿驼背,在一个寒风凌凌的冬天乘着他的一叶扁舟摆渡的日常。幕布上影子刚一出现,小观众们就立刻安静下来。一会儿出现了一条神奇的鱼儿,渔翁跳起了梦幻舞蹈,远方走进了一位访客……这是一个有关征服严冬和衰老以及运气的故事。短暂的表演结束了,灯光亮了起来,皮影施展的魔法也随之消逝。“无聊~”,一个小男孩不屑一顾地大声说道。另一个女孩也调皮地掀开幕布揭开隐藏的表演者。
古老的媒体
许多学者都认为人类文化的起源可以追溯至我们祖先掌握如何利用火的技能那段时间,距今大约40万年前。火给夜晚带来光明,为人类更专注的聆听和更近距离的协作提供了环境。说故事,尤其培养了早期人类的合作和协作,赋予他们比竞争者和被捕食者更多的优势,帮助人类发展社会学习能力,比如不断进步的工具制造和艺术,并最终加速了复杂社会的成形。(有关讲故事的学问很值得参考人类学家Polly Weissner和文学家Brian Boyd的研究。)
可以很合理的推测,讲故事也因为同样的原因为人类带来了革命性的巨变,而影子戏并非早期人类平淡无奇的技术。当然,我们没有证据表明史前人类有影子戏,然而人类学家相信,对人类来说,油灯带来摇曳的光是早期山洞壁画的创作者想要表达的效果之不可或缺一部分。通过强化叙述的影响力,拥有影子戏的部落可能大大增加了族群的凝聚力。
当今社会的电子媒体有一些类似的效应,将全球各地的人们连结起来,激发了大量的情感和道德的基础,促成了大量跨文化跨地域的合作。将世界各个社会团结在一起的事物有——宗教信仰、政治理念、市场、公司、金钱——这些都在媒体技术传播下精心演绎的故事所带来的效应。
想象力失控暴走?
故事能让人引发无限遐想,这赋予了它们连结人心的能力,故事蕴含的意义穿越了空间和时间。然而,故事也同样会因为令人引发遐想而带来危险,即使时过境迁,故事产生时的情境已不复存在,与故事紧密相关的虚构情节和人物却会经久不衰地、代代相传。是否能切断连结的取决于冲突的根本原因和危机,从古至今。有哪些故事至今仍然在流传,深刻地印在我们的脑海,我们甚至都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却已经是时候改编了呢?
我们的身体存储着基础知识,每个纪元和不同门派的哲学家都声称防止想象力失控暴走是对感觉经验的一种更认真负责的照顾。 在这一方面,影子戏和当今让我们沉迷的电子媒体非常不同。就像火一样,火光下的影子有着灵魂。它们会随着火焰与空气中的气流和粒子的互动而舞动。火光只活于当下,它令我们关注当下,开拓我们的感官。
现有的艺术形式可能无法展示想象力将我们引入歧途的地方,但是它在我们生命中给我们带来的美的享受能训练我们的大脑注重感官体验,时时刻刻充满好奇。影子戏,在某种意义上,带我们回忆起童年时代,也让我们联想到历史上人类的想象力刚刚开始萌芽,我们周遭的环境仍然主导着我们大脑的感官体验。
感官的盛宴
我们第一场影子戏玩作坊结束的六周后,在三月中旬风和日丽的一天,另一场表演揭开了序幕。这一次,原来的观众当起了幕后演员。他们的年龄那么小,他们的故事耿直得可爱,逻辑混乱,离题万里,不知所云,横冲直撞。然而,观众们却看得津津有味。许多观众是表演者的家长--考虑到故事叙述对我们成功的重要性--他们对表演者的技巧发展有着浓厚的兴趣。但表演中也有一些令人感动的胜利和意外的喜剧效果。笑声将所有人的注意力拉回了现实和周围的墙壁。在某一时刻,一个海平面道具一反常态地转向左边。一片大海的幻象几乎仍然保持完整,然而想要制作一个海平面的幻象同样耐人寻味。灯光弯转,打亮了幕布,一道蓝色的阴影渗透了幕布,吸引了我们的注意,短暂地将我们定格在一个柔和的咒语里,引发我们开始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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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妙的玩伴
中国的竹子手艺已经延续了数千年,竹制品早已渗透在文化和生活里。即使在当今的电子时代,竹子的内在魅力还是能唤起人们的感官,给人无穷想象,并给人一种强烈的感觉,它的无限可能性仍未被发掘殆尽。最近竹子工艺系列“玩作坊”就把这种感觉付诸于实验。
十四名孩子和成年人在周日下午聚集在工作室做风筝。Charlotte已经埋头做起来,解决如何捆绑中心支撑来做一个经典的菱形风筝。John也已经和William一起合作–他们想做一个雪人风筝。Kitty和Joanna还不确定要做什么。Miranda还在拿着竹条思考着。
竹条是用刀或者凿子顺着竹节劈下来的,然后以同样的方向再劈下第二条。每条竹条约2毫米厚,半米长。它们可以很容易地弯曲到45度,这表明了竹子拥有适应台风生存的自然弹性。用拇指和食指捏住竹条两端再弯曲直至两端连成一个圈。如果弯曲得太过则会绷开或断裂。裂开的竹条会很锋利也很硬,要当心!防止断裂可以用一些方法,就是,竹条需要一层层被打薄来获取更大的柔韧性。
Miranda把竹条编成一个三维结构。编成的结构形成了一个作用力的平衡,模仿了竹纤维本身的多层结构。只需一点技巧和耐心,一堆竹条就可以编成一个体现几何之美的漂浮幽灵,完全实现自我支撑,不需要粘合剂,绑带或紧固件。如果编得太紧,而且形式过于坚硬,或者编得太松,竹条就会散架。面对尚未完全理解的事物,每个人都会有一种自然的谦卑感。
竹子最明显的特质应该就是中空。这种独特的优势在森林得以发挥,那里的树冠又高又厚。张开的竹梢保证了长高的稳定性,约三分之一的竹节坚固且大小均匀,这些条件,让毛竹可以在两个月内够到离地面25米的阳光。
这些经历生物进化后的空心竹筒可以很好地实现多种用途。Ellen用它装昆虫;Ricard把它用作一个猛禽雕像的躯干;Theo将它设计成导弹发射筒;它被当作了一些有趣的建筑结构的基础。
任何中空的构造,都会导致筒壁内的空气与筒壁外的空气隔绝,创造了共振的条件,例如声波的扩大和改变。Richard做的手摇沙铃,Charlotte做的快板,孙琛懿的长笛,陈莲的风铃,Miranda的二胡—-吹的,弹的,拉的,敲的,竹子中空的内部构造,让人们思考各种可能发明的乐器。
竹被中国文人誉为 “四君子”之一,但将竹子作为一个奇妙的年轻玩伴的理念也未尝不可。毕竟它的快速成长和常绿特性象征着青春;树干通常生长期不超过6-7年;它是植物王国中一个比较年轻的亚科品种,距今只有15-20万年历史。 更明显的它是一个可以不断不断开发的素材,让好奇的心可以不断在平衡,结构,声音等等方面不断探索。更明显的它是一个可以被不断开发的素材,吸引着好奇的心在平衡,结构,声音等方面不断探索。
从更广的视角来看,竹子有一种神奇的能力来打开我们对无限可能的材料世界的理解,不仅可以实现设计,而且在接触过程中可以引发突然的灵感,带领我们走上未曾想像过的学习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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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力的艺术家(住着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解读樟树”包括了一系列工作坊以及《叶经》项目的部分汇编。上周末举行了第二个亲子工作坊,参与者们用地上的樟树叶和公园里收集到的其他碎屑做成了拼贴画。一些孩子果不其然无视规则,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创造艺术品。一个小男孩自顾自地将许多材料堆积起来,创造了一团乍眼一看不知何物的杂乱。“非常好,”我说到,“这是什么?”一阵停顿后他耸了耸肩:“我也不知道。”
参加实地项目的艺术家有时会产生沮丧的情绪,仿佛他们没有灵感了。这种感觉通常只有很短的一瞬间,取而代之的是全神贯注地思考如何去修正以及不断涌现的其他刺激。然而,短暂的乌云还是预示着,任何即兴艺术都潜藏着风险。这些风险有存在的意义吗?如果回答为是,那么承担这些风险的回报是什么呢?
首先,让我们理解艺术家为社会变革的媒介,从广义上来说,他们影响人类进化的方向。“双重创业精神”是一个有用的术语能描绘艺术家的如何在这方面发挥作用,一方面将艺术家和他们的同事(即,艺术家同行们、已经建立的顾客群和隶属的艺术机构)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则和该群体以外的组织联系起来。像创业家用新的方法引导人们同世界互动起来那样,艺术家们带给我们新的体验并可能影响文化传统。我定义他们为“双重创业家”,因为他们寻求着能在两个方向产生影响的机遇:在实践中对“外部”参与者与“内部”同行都产生影响。
要想触发社会变革,艺术家必须同时对自己的“内部”文化传统与其他“外部”文化产生影响。产生影响的同时,他们诱发了新事物的诞生。看上去“双重创业精神”的概念很浅显易懂,实际上要付诸实践着实不易。的确,所有的艺术家在这方面都多少有些失败,要么被艺术圈边缘化(比如,被归类为社会工作者)并因此失去了“优秀艺术家”的地位,要么与“外在”社会组织毫不相干,因为过于坚持复杂的行业传统(例如,一个只被同行欣赏的芭蕾舞者),要么不与任何人相关联(成为了谁也不理解的“疯狂怪人”)。前两种情况下的艺术家至少可以在一个群体中体现价值,却无法发挥他们作为艺术家的所有潜力。第三种情况更像是一种彻底的失败。
这些当然只是个人承担的风险:一个艺术实践需要大量的规划和用心。其所承担的社会风险可能比较容易从社会的损失中来理解:不同时兼顾两个文化,或者不同时兼顾人文领域和自然领域而导致的社会风险。艺术家不是救世主——补救破碎的家庭、阻止暴力冲突或构建生态统一的责任并非完全落在那些自认为艺术家的人们的肩膀上。然而,艺术家可以在所有的这些领域产生影响,他们的失败对社会产生的风险的确至关重要(尽管一直以来都很难得到证明)。
艺术家成功的可能性一部分取决于运气,一部分源自于性格、社会背景、资源、环境和政治背景的平均分配。面临潜在的社会成本和失败风险的前提下,我们如何孕育使一个艺术家更容易获得成功的世界呢?一个绝妙的起点便是接受我们都是艺术家的观念。承认并赞美我们内在的艺术家能引发我们同身边艺术家进行交流,从而一起合作并成功的机会便大大增加。
回到一开始我们说的公园,拼贴画艺术品慢慢成形,一堆四不像的杂乱此刻在我眼里看上去几乎像是一个森林地表。大人们(父母、我自己、施湘,以及几个《根与芽》的学生和教师观察员)各自屈膝摆弄叶子碎片和小树枝,再后仰观察没有规律的项目进程。孩子们沉浸在大自然美妙的工艺品和他们自己的姿态里,并不在意起源或效果,尽管如此他们的作品都有着自己的意图。整个场景似乎闪烁着微弱却欢快的希望:我们多是不同的,但是确实我们每个人体内都藏有一个有力的艺术家。
古老的智慧
感谢几个世纪以来的科学家的辛勤劳作,有关巨大地质年代事件的大量信息得以问世。想要了解这座巨大的知识宝库,可以将美感作为方向。例如,树木的枝叶不断带给我们美的感受,引发我们思考解开如同诗史般的进化学问题。
奇妙树叶中一个极好的例子就是玉兰科叶(M. denudata)以及郁金香树叶(L. chinense),如下图所示,它们来自于一个秋高气爽的上海人行道上。它们相似的触感和脉相表明它们出自相同的系谱(它们都属于木兰科),但是郁金香属植物是怎么长成它独特的形状的呢?美国植物学家Theodore Holm在1895年的专著中深刻探讨了这个问题,认为只有木兰科可能是先祖。郁金香属植物的树叶的顶端那令人好奇的形状不正给了它生存在更潮湿的气候一项优势么,较长的棱长有利于蒸腾作用?如果真是如此,木兰科植物地域边缘的条件是怎样的以至于棱长忽然变得重要了呢?为什么物种的叶片在那里分化,而不是像在枫树叶或梧桐树叶那样进化呢?
这些问题不纯粹是学术问题。研究一片树叶就是重拾对人类当代的兴趣,与自然界共同进步,与过去息息相关。
《叶经》是正在进行中的艺术项目,继续探索我们通过对树叶的美感发现的叙述道路。《叶经》上周在上海公益新天地,一个公私合作的民办公益机构孵化器“恩派”的园区内与其他各种活动一同进行。为了准备这次活动,来自西外外语学校的根与芽小裙的八个高中学生在他们的学习进行了一场关于树木的小调查,收集了学校的落叶并将它们根据品种进行分类。每个学生选择研究一片树叶,从观察到绘画,再到从网上搜索它们的信息。这些信息都已经添加到上海常见树的“田野指导”中(查看)。
周末的早上,在公益新天地,学生们和志愿者带领着大众进行了一场有关树木的小调查。从之前周末制作的树叶标本和采集的树叶一起摆放在一幅长达八米的卷轴上,根据植物种类出现的地质年代排列,由标本区分开来(如同“田野指导”里显示得那样)。
书法家董晓迅和周丽英在卷轴上行云流水,写下每种标本的名字,并由根与芽团队的张敏现场即兴赋诗一首:
回望千古历苍穹,
行遍群山立秀木。
苏芳落栗皆枯荣 ,
兰若缥碧孕于土。
活动结束的第一天,卷轴几乎已经完成,展示了近30种标本。第二天,我们邀请广大民众选择他们所喜爱的叶片,并用铅笔、毛笔和水彩临摹在卷轴上,完成后将叶片放在一张卡片里带回家,可以做成押花并持续享用。
此项目运营至今留给我们一幅画满了由大众来演绎诠释叶片的卷轴,其本身也是一幅叶片标本的收集余留,每片标本更是树叶的残留云云。图片和文本纪录更是可以作为项目基础的余留物。更重要的是所有参与者心中所留下的问题以及还未成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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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在律动
色彩在运动
正值上海的中秋,大街上凌乱飘落着黄褐色的落叶,却似乎与头顶上翠绿的树叶毫不相关。从这个小小的提示中我发现,尽管叶子是简简单单的“黄色”,它其实正处于时间长河展现的变化过程中。地球围绕着太阳旋转,叶片的细胞结构也随之变化,它散发出不同的波长,我将其看作颜色。正如叶片展现出的运动改变了光波的运动那样,随着生命的流逝,它的叶子也会逐渐发黑。到时很难再认出它原来是片树叶。
要想最清晰地体会色彩的运动属性莫过于感受日出/日落的颜色,你无法形容这种颜色除非描述其不断的变化。黎明时分,黑暗的天空充满了最小单位的可见波长,随着阴影里的地球转向太阳,逐渐折射到大气中。我们称这种颜色为蓝色,但实际上,天空处于正在变成蓝色的过程中。同样地,地平线上第一缕光线可以简单称之为黄色,橙色或红色,但其实是这些颜色不断波动的一种状态。随着太阳的升起,它逐渐恢复其本色白色,融合了无法理解的所有颜色的密度,太阳本身就是一场难以想象的巨大原子运动。
颜色并非随机产生
叶片的颜色是叶子与太阳、土壤、风、各种昆虫、其他植物和人类互动的证据。在这个充满生命的世界里,颜色总是诉说着故事。生活在我们随机创造的看似静止的颜色中,我们对于颜色意义的感知变得迟钝。我不是指去探究比如,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而是当天空从一种蓝色转变为另一种蓝色时,我们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为什么这是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万物皆有关联,无知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另一个稍微有点不同却同样相关的理由是,我们为了故事而活。比如,当红灯亮起来时我们都知道要警惕了,这不仅仅为了实用,更是一种直觉和美学。当吸入氧气时,我们的血液会改变颜色,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几百万年的生物进化和行为进化。我们对红色的敏感,不管是为了引起警惕、产生对性的刺激、英勇地准备战斗,亦或表示欢乐和喜悦之情,都是人类生存的基本。当我们惭愧、害羞、流血或脸色苍白、没有血色,我们所传递的情感信息是非常有力的。颜色的运动,像一个好故事,能从心底里打动我们。
色彩由心生
如果我们无法对天空的颜色——或树叶的颜色、河流湖泊的颜色、或蝴蝶翅膀的颜色——像对待家人和朋友脸色变化那样有所触动,我们至少可以理解我们与通过颜色的多样性媒介互相交流的自然界的紧密联系。理解这种紧密联系的第一步便是将色彩视作一种动态而非像十六进制代码、颜色图表和调色板这些抽象静止的东西。“旋转的太阳”,一个公共艺术项目同时也是一系列即兴发挥的工作坊对这种思想的核心进行了探讨与发展。
“旋转的太阳”源自于一款简陋上色的圆盘带来的魔幻体验,将其快速地旋转,就能产生一圈一圈催眠般的混合绚丽新色彩。这个体验令人对感知颜色的物理原理感到好奇,但更可贵的是,它唤起了运动中色彩的美感。这些简单的旋转装置比任何语言都更有力地引发对色彩的思考。想要阅览“旋转的太阳”以前的工作坊和展览请点击此处。如果你有兴趣举办一场工作坊或有合作意向的人士尽请联系我们!
仍然野生
很多人、二十几只蟾蜍、一只猫、一些蚂蚁以及十九种植物种类包括樟树、银杏、铜钱草、木兰花、红花檵木、迎春花、杜鹃花属的一种和其他暂未确定的种类。本周,这些在公园里观察到的活物是本地生物种群的小型抽样。从分类系统中推测,大部分生物物种是昆虫。但是我们对植物更熟悉:我们选择了种植的树木花草并栽培了它们,在花园里分类整理,然后愉悦地欣赏它们各异的姿态、颜色、芬芳,更不用说把它们用作食物、药物等。
植物的一项令人着迷的特性是它们亘古不变的野生性。植物是野性十足的,因为它们的独立个性,也因为它们同大自然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与昆虫、太阳、风和雨之间的关系。植物像是环境又熟悉又忠贞的卫士,然而它们更是多样系统信息丰富的资源宝库,不受人类的控制,不被人类所察觉。
拿树叶来举个例子吧。我们拿着一片银杏的树叶,它扇子的形状与枫叶或洋槐叶如此不同。为什么它的叶脉是纵向的且没有分枝,边缘是裂片,叶面柔软,薄如蝉翼?银杏是存活了千余年的“活化石”,一个植物分类最后幸存的种类,据说曾经遍布全球。因白垩纪早期开花植物的盛行一度几乎灭绝,唯一存活下来的银杏在现今的青海-西藏冰川水流地坚持不懈地生长着,直到近期被人类植物爱好者发觉并传播开来。
银杏叶并没有直接讲述它背后惊心动魄的故事,但是可以看出,它的叶脉交错纵横,它的进化之路与阔叶开花植物截然不同,也与其他裸子植物(如针叶树)有着天壤之别。银杏叶与人类眼睛的大小十分契合,是通往未知疑问和未经深思的可能性的大门。
Ginkgo遍布中国,人称“银杏”(’yinxing’,意思是“银色的杏树”,源自于它可口的种子)。像其独特的树叶一样,它广为众人所知的奇特名字也值得进行一番研究。在这个课题中,故事演绎了越洋贸易以及文化和语言交叉的人文戏剧。银杏是人类与植物关系美丽的代表,互相影响了几个世纪以来的多个物种,也巧妙地影响了地理、生物和文化的迁徙。这些关系与我们家族的血脉传承和社会关系相比可能微不足道,但是围绕在我们周围的植物不能就理所当然地视而不见。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以及人们与空气不被察觉的互利互惠)那样,植物蕴藏着无数秘密与惊喜。
点击这里阅读更多有关我们对上海本土植物的调查。
万圣节精灵
万圣节是怎么来的?它的由来鲜为人知,令人好奇。据说万圣节起源于很久以前凯尔特人对夏天结束时期的观察,就是在秋分与冬至中间的那个时段。同许多其他文化的鬼节一样(墨西哥的亡灵节、罗马天主教的万灵节、中国的元宵节),季节交替的过渡时期非常重要,因为在一个不稳定的时期,灵魂极有可能会出现。我们今天过的万圣节就是基于早期季节的观察,经历史积累的文化惯例、政治干预以及商业的发展而形成的。
万圣节传统已经延伸到了全球,在其历史中,这个变化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上海和许多其他地方一样,文化上和万圣节的凯尔特根源大相径庭,季节观察者的人数所剩无几。上海的万圣节是当地和外国文化传统的拥护者怀抱着好奇心以及孜孜不倦的尝试而组成的。就像季节交替那段不稳定时期一样,跨文化的边缘地带也充满了奇异又无法预料的未知(“不给糖就捣乱”的传统本身就可能源自于督伊德教文化和家庭文化的冲突)。当万圣节遭遇中国文化,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上海又会迸发出怎样的新事物呢?
在上海当地的一所幼儿园里,一个小型的艺术实验给出了小小的提示。这些为万圣节准备的面具是在参观完动物园后制作的,但同时也简单地参考了京剧脸谱。万圣节的那一周,这些面具在当地的一家旅馆供展示。且不论这些面具到底看上去是恐怖还是搞笑,它们至少是非常奇怪的。策划这次制作面具活动的老师和孩子们都对万圣节的“面具”传统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他们利用手头上的任何材料(包括许多橡皮泥),发挥各自的想象力即兴创作,响应艺术的召唤。
在这个小实验中能感受到文化的传播吗?面具上强烈的色彩可能是受到了中国京剧角色的影响,也能隐约看出,动物的灵魂引入了奇怪并不断衍变的万圣节世界。可以说,孩子们每个人对万圣节的理解都融入了他们自己过去的经历,同时这些艺术品的传播也对万圣节产生了小小的影响。
非同寻常的传统
四位“95后”的高中生组成一个团队,在今年的上海生态环保设计展上支起帐篷,共同向人们展示了传统剪纸工艺和橡皮章及其制作。文章里,这些艺术品自身的美丽和魅力隐约可见,然而,真正可以看到的是人们拿起工具、自主自创的迷人风采,以及在文化知识的海洋里交汇、组织、相互切磋。今年的展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都归功于“95后”学生和许多其他人的主动参与,他们的主动参与赋予了我们神奇和美丽。
Echo / 文
4月19日细雨霏霏的早晨,我们在公益新天地展开了以“气”为主题的国学活动。以Eco-fair为媒介,聚集了一群对中国传统剪纸艺术和童年愉快的课桌文化——橡皮章感兴趣的参与者。小孩子们幸福地围着图章团团转,而许多成人也一反匆忙的日常节奏,沉浸到细腻的手工活儿中,在歌声雨声中不急不躁地安心享受着阔别已久的慢生活。
精致优雅的中国剪纸,意味深刻的祥云橡皮章,每幅作品都是制作者投入身心后地卓越成果,每个钩刻、菱角都有了独特的意义,似乎让我们回到了那段积极又纯粹的岁月。活动结束时,参与者们纷纷索要联系方式,并对下期活动满怀期待,这是对我们莫大的慰藉和鼓励。
在活动的风光前,其实准备的过程无比纠结。每个细节,例如橡皮章的图案、剪纸的器材、上色的颜料,都让我们煞费苦心耗时良多。当我们四人纷纷换上了红艳的汉服和旗袍时,正儿八经的装扮一下吸引了各路小朋友和老大爷,举着相机在帐篷前意味不明地微笑。
这是第二次活动,因为有了经验,我们并不急于用唾沫星子介绍这些传统艺术以及背后的理念,而是各自淡定地用行动展示着这些艺术的风采。不过小孩子们大多停留不了一会儿就冲着零食摊位去了,而大爷们依旧在用相机品味万千气象,这让我们着实有些失落,隐隐觉得这些本就不太大众的传统艺术大概真的不像美食一样引人注目。
转变伴随着一对年轻的父子出现。“儿子,对刻章有兴趣吗?”小男孩不置可否,反倒是父亲跃跃欲试。“那你帮我刻一个吧。”即使似乎有些违背我们让参与者体验细致手工活的初衷,面对第一个搭话者,我们并没有拒绝,放下手中还是个半成品的印章研究起小男孩画出的古怪图案。“他画的太阳呢!”父亲大声的责备让我们吓了一跳,然而接下来的却又欣喜起来,他终于自己操着刻刀一楞一画地勾勒图案。与此同时,围观的群众们也不由地放下了矜持,橡皮章的那桌渐渐火爆起来,而围观的人群则更加厚实了。
剪纸,我们的核心内容,则是惯例地在平淡中充实起来,每次留意到时,都是三三两两的人细致入微自顾自描着花纹或剪着图案,偶然对“开刀方式”的犹豫也会很快过去,完工后对着自己的成品欣赏一会儿,打个招呼留个联系又自顾自地离开,让我们一下感受到,古时候源于民间的剪纸,对于百年后站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人,在短暂的磨合期后,依旧有着无可厚非的吸引力。让那些美好的东西再次融入我们的生活,这大概也就是现代国学的本质。
伴随着雨势的增大,活动也渐入尾声。收摊使的不少朋友意犹未尽,而我们则一边欢喜于活动的圆满,一边又对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更多精妙的国学内容充满了期待。古乐、茶道、中医、书画…这样看来,我们的路还很长,而新世界的大门随着每次活动的圆满落幕正在逐步开启!
对于此次活动能够如此顺利的展开,其实我们并非最开始就抱有十足的信心,而是在整个过程中慢慢感受到,活动有了明显的进步和蜕变过程。缺乏经验的焦躁令我们思前想后,然而到了现场又面临着完全没有想过的问题,比如缺少一个漂亮的台布,几张干净的椅子,传单和海报…但就算这样,团队里大家都不会气馁,船到桥头真的也就自然直了。这份冷静和笃定大概是我此次最大的收获,而结果则更像是在展示一个青春无极限的Nothing is impossible!这样美好的憧憬的鼓励下,我们一定会再接再厉的!
一件趣事
一张巨大的宣纸悬挂着,将天花板和地板连成一片,忽然一道墨水在宣纸光滑的表面跳跃。墨迹缓缓向上延伸,连成一条直线,像棵神奇的植物在生长,接着又像小草弯了腰。又一条螺旋状的线条跃然纸上,颜色深沉,向外伸展,像被施了魔法在纸上跳舞。一片蜿蜒曲折的森林展现在众人眼前。上个月,上海的一栋老房子里举办了一场展览,名叫“艺术占领”,上述那幅梦幻般的景象就是展览里的艺术表演,这样的表演平时难得一见,可遇不可求。从画纸的背面欣赏作画的过程更是别有一番风味,看着毛笔在空中挥舞,画家在画纸前运筹帷幄,不禁令人感叹,这便是那个施展画术的魔法师。
写这篇博文目的是想表达“玩乐至上”的价值观:呼吁人的一生都应玩乐至上。善于玩乐的人很少会令人担心,不管是邻居、上司、配偶或朋友,都不太会为这样的人感到忧心忡忡。当然,说到玩乐,人们更能接受它发生在孩子身上。许多优秀的学者都提出,人们在童年时应该尽情玩耍,并宣扬一种文化:当孩子随意摆弄食物、到处乱涂乱画、或把篱笆当独木桥走时,应该鼓励他们、赞美他们。然而,人们还是习惯性地把玩乐当成“童心未泯”。
“艺术占领”有十来个艺术家参展,他们都是成年人。同时也有许多过路人进出房子参观,有的人把玩着奇特的玩意儿,有的人体验着它们、感受着它们、甚至在上面作画。房子里有块区域种着小仙人掌,绿油油的令人赏心悦目;有个巨大的脑袋形状的装置,如果站在它面前摆出特定的如果站在它面前摆出特定的姿势,它就能发出相应的声音;还有个废弃的厕所,也能发出各种声音。不过有些马达、零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事实上,花一天时间做件打破规则的事(比如,未经允许借用空房子举办艺术展)可能纯粹只是为了打发时间。“艺术占领”里没有引人注目的媒体,也没有“展会开幕式”般隆重,更没有贵宾专用室或漫天遍野的赞助商商标,不会让人无时不刻联想到商业元素或事业野心。然而,展览之余,我们似乎能感受到更多东西。也有可能,你觉得这不仅仅只是一场展览。

学术界最先提倡“玩乐至上”的学者之一是位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他写道,“艺术是以玩乐的心态工作──虽然从传统意义上不能这么说,但从本质上来说正是如此。”这个构想完美地反驳了人们认为玩乐只能属于儿童的观念。却还不足以概括“艺术占领”的精髓。“以工作的心态玩乐”才更适合“艺术占领”,因为“艺术占领”的精神旨在表达一种随兴而为之的心态。
不管你怎么理解“玩乐至上”,艺术──以及艺术的多变性──在这种价值观里何处容身才值得深究。每个艺术 “作品”中都带有“玩乐”的成份吗?回顾文章一开始提到的水墨创作和其独特的自发性,似乎也可以用道家思想“无为”去理解,将“工作”和“玩乐”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然而要用它去诠释“艺术占领”的意义,又显得过于简单,不足以体现后者的思想。“涌现”是一个系统科学术语(意思是系统中的个体遵循简单的规则,通过局部的相互作用构成一个整体的时候,一些新的属性或者规律就会突然一下子在系统的层面诞生 。译者注。),也有类似自发行动的意思:新事物通过动态的过程衍生出来 。比如,新思想、新的有机体或新潮流的诞生都可以叫做涌现。可是,这个术语太专业,给人一种疏离感。有一个戏剧表演的术语叫“yes-anding”(在戏剧表演训练中,有一种即兴表演,每次都从“yes”这个词开始,然后表演者用“and”带出接下来表演的内容,一直持续下去。译者注。),这是后人创造的动名词,意思是当灵感涌现的时候,随时随地持续地进行艺术创作,不会为别人批判的眼光所动摇,不会自我怀疑,也不会为了其他目标半途放弃当下的艺术创作。这种情况似乎只有在戏剧表演时才可能发生,即使它不象戏剧表演那样优雅。
总而言之,“玩乐至上”可能是对“艺术占领”最合适的描述,尤其当人们把“玩乐”与“工作”归为一类,甚至将它们对等起来,无限接近上文所提到的某些理念时,便能领会“玩乐至上”和“艺术占领”的共通之处。不同场合下的艺术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如果时机场合都对了,就尽情玩耍吧!
都市与身体
两种视角
生物世界和人类社会生活二者之间的并行讨论其实是自然学科和人文学科的对话。不断加速的生物进化(比如说基因工程的日新月异)其实和社会结构的变革(比如说当代中国社会的高速发展)一样让人兴奋。社会生物学家们对非人类物种进行研究,通过对生物界的观察与人类社会进化的类比,其实也非常有启发。
沿着这样一种思路其实我们不妨来关注一下作为我们人类自身,肉身是基因突变和细胞分裂的结果,语言的交流沟通和人人之间的互动让我们的建构起了人类社会。我们的生物世界和人类社会生活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就更加启迪心智。生物学家格雷戈里的“差异的新鲜”理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信息”)总结得精辟:差异的存在是所有关系的基础。
“我们若想领悟这蕴藏在自己身上的道理,便是会更加好奇自己周围的世界。“客观”一词会渐渐褪去,“主观”一词,通常说的是那个你肌肤之下的你自己,在此也会慢慢消逝。”《关于格雷戈里》1977年编后记中如是写到。
我们每个人体内都困顿着一位艺术家
陶冶这样一种社会生态学的视野其实和社会活力息息相关。主体和客体以外的其实剩余的便是我们经常讨论的这个“创造力”。 重点在于,其实我们每个人体内都藏有一个蠢蠢欲动的艺术家,这个艺术家在来自自我和外界的信息海洋中处理与合成各种图景,沦为我们的行为的注脚。我们不会在意当婴儿们小舌头舔食东西的诙谐与创意,只是因为他们的创造力已经不再成人世界的领悟力之内。婴儿的学习与探索促成的是社会性格的形成和生理的成熟成长。
当我们在讨论具有创造力的人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讨论他们的精确度,而更多的是他们所能学以致用的信息。好奇心是创造力最好的伴侣,学以致用,相辅相成,创造力的施展过程又带动我们的好奇心。艺术家在这样一种语境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身边无时无刻无处不在的创造力之中,艺术家们最在行的其实是创造力本身的符号化。他们的艺术作品启发我对创造力本质的思考。
都市基因
近期一件由艺术家许志锋创作的名为“都市基因”的作品在上海的老码头的“环保生态设计展”上现场制作并展出。作品的创作过程在稍许杂乱无章的现场有序地被安排。工业钢管,铁丝,废弃物等各种材料很早就准备好了。 现场的观众路过会驻足观察艺术家是如何讲都市生活垃圾灵巧地被结构进自己的作品中。观众的推测揣摩随着作品渐渐成性也变的热闹起来。展览第一天结束之后作品的雏形俨然显示出艺术家正在创作的是一件有深思熟虑的装置作品。
基因的结构其实远离我们的感性理解,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懂得它所辐射出的美学能量,以至教科书中的基因图解就足以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两条并列的螺旋结构去承载稳定性和活力似乎非常有道理。结构之下是异常复杂的神奇的微观世界。神奇也连同困扰我们的癌症,嗜酒,肥胖, 肤质头发的各类病症。
展览第二天的可见艺术家在现场施工基因螺旋结构中间的连接部分,并在上面安装起喝完的矿泉水瓶,糖果包装袋以及其他都市生活废弃品。艺术家在即兴选择自己的创作材料的同时严谨地遵循着基因的机构,表达出来的一种态度与其说是抗议都市生活太过随意地处置垃圾,不如说是提醒我们城市和我们的身体一般都是有机体。艺术家的创作过程传递出的乐观信息是:我们在都市发展的进程中是可以积极地推动作用的。进化,一种无处不在的活动,是可以从不同途径去企及的。
“Thread” is a verb
All works of art are experiments, really multiple experiments at multiple levels of experimentation. At one level, for instance, artists experiment with the way they interact with society. How does this activity relate to the more “normal” kind of experimentation that occurs when an artist doodles, paints or molds clay? What is at stake for an artist actively experimenting at this level? The installation “Thread”, commissioned for the Good Gift Fair and created by a duo of artists previously unacquainted with one another, provides a nice case through which to examine these questions.
“Thread” is comprised of clothing lines that converge on a bamboo structure built by the Swedish artist Robin Andersson and threaded with clothing silhouettes made by the Dutch artist Loes Venker-de Noo. The installation is a fluttering, dreamlike procession of shapes that variously enclose and reveal the people moving about throughout the fair.
At the level of materials, experimentation proceeds for each artist in a similar way. “I dyed some fabric pieces with different kinds of tea, black tea giving a stronger color than green tea. I think it is nice,” says Venker-de Noo. Andersson cuts incisions in a pole in order to bend it into a curve, but then rejects this technique. He needs to cover more ground in learning the basic capabilities of the medium, but both are making adjustments according to practical and aesthetic criteria.
Neither has been in this kind of artist partnership before. Testing one another’s aesthetic criteria in dialogue is itself a form of experimentation, a way of learning how this collaboration may be viable. Emails fly back and forth, images are exchanged, all the preparatory work is completed, and on the morning of the event the two artists work side by side to assemble and fine tune the installation. In retrospect, they make the same guarded remark about this way of working: “it is interesting.”
In truth this partnership has been remarkable for its absence of conflict. This is either due to an overlap in aesthetic sensibilities or their tolerance for aesthetic tension. After all artists take their work seriously. Aesthetics is not just a matter of the superficial appearance of things, but something that connects deeply to personal values and notions of morality.
And therein is the linkage between artists and society. Representing personal values in outward form is an act of trust which when reciprocated puts values in play. In the case of aesthetic overlap there is harmony and reaffirmation. In the case of conflict there is repulsion, but the resulting tension is subtly charged with the possibility of personal growth, and by extension social change.
Installed in such a way that it is literally threaded throughout the event, the artwork negotiates demands of the physical site (in fact eclipsing them and spilling out into the street), as well as those implicit in the motivations and expectations of fairgoers, organizer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Unlike a work of commercial art it does not so much serve these demands as acknowledge them. Yes, the installation seems to fulfill the role of decoration, providing a festive aura conducive to generosity towards the participating NGOs. Yes, the installation seems to provide a creative aura which fulfills the expectations of participating artists and others seeking affiliation with a creative scene. It may provide an aura of domesticity too, responding to expectations of the host authorities and neighbors. The fair itself is an experiment, however, and the meanings that are ultimately attributed to it emerge from the artists’ aesthetic realizations as much as from anything else.
Those aesthetic realizations are worthy of further discussion, but for starters their mere choice to work with one another and furthermore extend their practice into this contested field, where harmony and tension occurs within complex layers of inter-related social engagement and experimentation, indicates a concern for connectivity coupled with act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Good Gift Fair and photos of the event please visit the website.
视觉艺术沪上游记
第一部分:
上海双年展自然又登台献艺了,顾名思义,两年一次,要说天时今年居然在黄金周盛大华丽隆重开幕。
之前一天去新单位,这样的一个不甚舒坦的空间也办了些许学术活动,虽然从不惮摆脱租界区现今弥漫的小情小调资本味儿,这次“蜂蜜文库当代艺术书系”速度挺快,高士明《行动的书》一翻看,才恍然大悟原来高老师也已经策展十年,当年学校不多见的高老师想必是忙于策划各种展览了;另外今年诚邀加盟的Boris Groys,其文集Going Public 也迅捷地被翻译成中文,开场直面“当代艺术”这个艺术青年热衷讨论、学人则心存芥蒂的一个大烂词,Boris谈及其中的“当代”是什么时候被我们如此地从字面上地去意识到并精心经营起来,“why never ever before our time , the notion of contemporary never appeared?why are we so aware of this contemporarity?”于是回想起Boris在Comrades of Time(译为《时代的同志》)一文中阐述关于当代艺术的“时间性”问题,引用了几列作品,最后附了一张马远的《山径春行图》,“触袖野花多自舞,避人幽鸟不成啼”的意境悦然纸上,放在英文写就的关于当代艺术理论文章里确实好看,虽然Boris是母语是德文。又想起最近看的Corinna Belz’s 拍摄的Gerhard Richter Painting纪录片,从老头儿七八十年代执画笔的影象一直到现在聚光灯下的名人风范, 从绘画角度来说,里希特80高寿,已然量产寂静又激进的抽象画,那宽毛刷子在画布上游移的效果让人没法不联想书法,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画家——年老了就一定要走向抽象么?抽象的意趣固然妙,欣赏二维画面终究感觉中国的水墨可以是一切的终点;再一想,艺术家——活得长寿要紧,在这个世界上多占据一些时间,梵高、徐渭这样的画家都一去不复返,“旷世杰作”只适合在低质量的艺术史写作中出现,艺术,要么与时代为伍要么翩翩然作古。
没有仔细听完Roy Ascott 的新书The Future is Now的介绍便匆匆离开,觉得总是可以看书而识人,而且话说“未来就是现在” ,几步之遥的另一处有件事情却过时不候 ——长乐村,Chris Connery的家毗邻丰子恺旧居,巷弄一进,恍如隔世,上了楼是完全不同于先前那副学术外貌的另一种场景:激烈的中文讨论,草台班的剧场理念,年轻参与者的都市行走心得, 巷子戏之于每个人的切身感悟、 心理地理的学术支撑、都市小巷深入简出、低调沉静的行走、情境的建构、行为的埋伏、听觉视觉嗅觉味觉的感官训练 ,Chris在场所说“参与者虽然背后的意识形态动机各又不同, 但热情都值得肯定”。 一张行走路线摆出来以后,是租界一块区域的生动地图,从邻里旧屋出发,横穿高架,又回到巷弄深处——有艺术家的用心,也有舞台剧表演者的关注,也有教育家学者的体察。工作坊的讨论, 大家从清明上河图中的节日行走聊到flaneur的现代都市漫游,从日常生活的街道穿行到有意识地互动公共空间,“退耕小筑”,时空诗性,个人化的城市生活方式也许是可能的,心理地理的漂移转向中艺术行动者的建构也许是可能的。对上海这个从历史层面来看,还具备些许时空层次的城市来说,通过行走是可以承载发现和创作的。巷子戏此次地理范围既覆盖历史遗迹,也揭示资本市场大刀阔斧披展出来的都市伤痕,异化和精神分裂隐匿在街角巷尾和摩登高楼的栉比之间,形成可以和如火如荼的双年展对峙态度的事件。
结束了巷子戏的讨论,当天晚上在德国文化领事馆参加“惯例下的狂欢”(Alternatives to Ritual),一遛展览之后迎来了人生比较极限的一次行走——一个法定黄金假期的都市体验在在那一刻被抽离出对城市本身的常规感官认知,快乐的享受国庆假日的对上海充满好奇和旅游热情的游客们推搡着, 携家老小、头戴夜光小兔,喜庆热闹此刻绝对属于中国人,游行式狂欢与殖民建筑的冷峻霓彩之间,是黑压压的人影攒动,踩踏在战争血洗过的街道上,亦沐浴在奢侈品橱窗辐射出的灿烂光辉之下,挤推呼吸着摩登都市的欢愉,月光朦胧的Palace Hotel(现为上海斯沃琪和平饭店艺术中心)在特警们的列阵之下稍嫌滑稽,1937年这里见证的是另一种骚乱。于是汗流浃背面目狰狞地才穿过那老式的旋转门进入了厅堂,建筑外立面的迷人性感一下子被惨白的照明和Swatch各种watch的陈列所驱散,躲进电梯直达顶楼,路过蒋介石当年婚宴包厢,走到阳台迎来一派香槟夜色笼罩的吧台,眼前是沪上最奢侈的景致,这一线迷人性感的建筑群冷眼对峙着万人攒动的外滩,黄浦江浑浊依旧,暗流涌动在一轮巨大的如道具般的明月之下,露台上异域的bartender上前问我和朋友们需要什么酒水,不久住在四层的参与斯沃琪艺术驻地项目的一些艺术们也上来加入我们, 稍稍坐定,他们却频繁查看自己的手机,原来这个时刻是欧洲的早晨,那边的亲人们开始起床了,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我看着他们,心里念叨其实每更斋舍亦思亲。于是于我来说,这样的一个传统节日的浓稠沉淀被城中艺术那些事解构地七零八散。一路骑自行车从外滩返回法租界又是要越过千人,睡意已浓,而城市才刚刚苏醒,如谁的歌词说得“The city comes alive,it simmers in the night, it`s wounded with desire.”
十一黄金,树影婆娑,阳光好得让人迷醉,晚上先赴外滩的Glamour Bar,这样一种新书发布总是那么的彻骨地高格调却又完全不着调子,外面千人拥挤熙攘的外滩和六楼高高格调的吧台,洁净安静的空气和香槟革履的讨论艺术问题, 外宾们彬彬有礼地聆听关于当代视觉文化各种自说自话的症候、决心和成就,Institution for the Future是此次活动发布的新书,试图探讨文化机构在未来的不同可能性。结束之后人们都纷纷要赶赴接下来双年展的开幕式,下了楼尽花了很久才从水泄不通的广东路到达百米不到的外滩,沿外滩一路穿行南下冲到了发电厂,大烟囱毅然挺峻,霓虹18度提醒着我们这是多么舒爽的秋夜,上到了顶楼,发现灯光已然是照射出一片盛大开幕的气势,于是熟悉面孔开始绽现,邱老师抱着女儿有如小时候看联欢晚会般煽情地问女儿想不想爸爸,女儿稚嫩害羞被捧在手里。看见老康(Chris Connery)和他打了招呼,老康说你来晚啦,错过了一个行为艺术, 刚刚有一个人扮成许江进行演讲,“What? ””No,just kidding,确实是许院长在发表讲话。”这当然是康老师的晦涩笑话……东张西望,冗长的各种讲话,妆容浓厚的美女主持人声情并茂着,结束人群渐渐散开,然后响起的是任何一家酒吧都会开到最大的techno音乐,把每个沐浴着上海高地绝佳夜色的我们——这群艺术动物都给唤醒了一般,“双年展”在这样的声觉体验下突然变异成一种非常诡谲的概念——无关艺术,甚至无关娱乐大众,在顶楼随着晚风、节日夜景飘散了。双飞们吃完烤肠喝饱酒水,和我们一起向好奇许久的烟囱跑去了, 只因这空间不可以错过,这空间里面的艺术作品更不可错过。
这里说起地利,双年展从前身为跑马总会的上海美术馆撤离,进驻了旧热电场,地理上偏离市中心区域,南移靠江,借力高耸入云的大烟囱,对望大红中国宫,南市电厂的工业遗址,交通也算是方便,老远处便能靠着那烟囱辨识方向,中山南路一路顺畅, 在离开展馆之后则无处觅车,需要徒步到主干道,这一切似乎都符合普通老百姓的艺术地理感觉——远离闹市,清高自傲。再说占据这个烟囱的作品,Roman Signer秉承他一个老小孩一贯的幽默机智。空间在这里被挤压塑造,而时间在作品的呈现中沦为一场凶杀的旁观者,作为观者的我们在被大烟囱高度封闭的纵向空间挑战了生理体验的同时也过了把殖民工业命脉的内腹感官刺激的瘾。
未完待续。。。
论废物
“问物之城”系列装置作品在八月金秋隐匿于安顺路上小商品市场里,占据了其中一个小门店,展览静悄悄地持续了两周。过道人群熙攘,讨价还价的热闹买卖让这个展览空间成为一个市民参与互动和审美的实验室。如何吸引市场里的过路人进入空间,并在发言墙上发表自己对废物处理的意见?市场里的各色过路人群何以驻足并加入互动?以下的一些趣闻轶事可让未到场的观众略知一二。
第一天:开幕当场展览相关人士和过路民众情趣昂然地将生物降解包装材料踩扁,发出响声仿如新店开张的喜庆鞭炮,对面经营一家日用品店的周先生觉得这个没什么大意思。当我们号召大家给进门的装置题写标题的时候, 他上前用毛笔稳健地写下了“问物之城”几个字。鼓励提出一些与展览有关的问题,他写到:“这个展览本身的垃圾如何处理?”,然后他坐回到自己的灰尘停积的锅碗瓢盆和清洁用品中,等待下一个买家。
第六天:清晨站在展览空间的门口就像一块石头在水流触及的浅滩边上,总会泛起一些涟漪,偶尔钩附住一些过往的东西。一个身着圆点上衣中年妇女走过来扫了一眼:’这里是在干什么?” 我正要回应她的疑问之时她抽身后退,停住再凑回来。几个回合,直到我们的对谈轻松下来,她介绍自己是一名中学老师,谈到自己对各种艺术创作的看法,对其的疑惑等等。一对夫妇路过也驻足参与聊天。另一个观众进来展览空间之后插了一句:”艺术么就是一般老百姓搞不懂的东西。”这位先生经营一家工厂专门出口塑料扫把。其他观众们进入该空间在墙上提问留言然后便离开了。那位开工厂的先生大概是最后疲于阐述自己对艺术的观点也干脆在留言板上写了一句:”我们如何应对视觉垃圾?”提出自己的一些意见,然后告别,我便又站回到门口的位置。
第十二天:装置展出的最后一天,艺术家们前来撤他们自己的作品,艺术家王煜宏的作品由一个废气的邮件箱组成,其中放置的扬声器发出废物回收者在街头巷尾摇拽的铃铛声音。”声音也是一种污染源。”裸兵和我随后叫来回收废物的人,借助他的小三轮帮我们把一些用作作品基座的塑料泡沫送还给附近的回收站。这时一个门卫上前说你们用这些东西是要收费,“这些都是被回收来的废品,” 我们抗议到。门卫一跺脚,用手比划着:“到底给多少钱?” 后来王煜宏过来上前递去一包烟,事情便化解了。随后收破烂的人踏着三轮如一缕青烟般摇晃着铃铛从街道巷弄里渐渐散去,我们把展览现场打扫干净,最后一些残留物倒入了垃圾箱中。
处理与日剧增的城市废弃物需要我们努力思寻有创意的生活方式。对话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都证据这个搜索正在进行中。展览中搜集的相关疑问和提议请点击此处,如果也激发你些许那么请提出你自己的意见!
上海二十四小时绘画日
隐藏在上海法租界邻里之中的文化机构“艺里青”用一个不间断画画的方式度过了二十四小时长度的一天,驻地上海的外籍艺术家们和当代艺术团体“双飞”以及一个即兴诗歌团体组织。
上午十点,作为一个二十四小时的起点时间,一切从公共空间开始,给街道邻居们发放彩色粉 笔,小孩、邻里老头老太和过路行人便随机随兴参与,这更接近孩子们童年时期都会随地乱抹乱划的不羁。中午双飞裸体水果大赛,水果们都被剥去了果皮,画画的 人们也都脱去了衣裳,下午孩子们都来了,画起了各种符号各种形象各种肖像,晚餐时间是烧烤和夜空绘画,肖像比赛,即兴诗歌与绘画同时进行,午夜之后通过网 络聊天视屏来互动的裸体绘画。
双飞最后在参与的所有艺术家和小朋友和大人们的绘画中评选出来的最差奖项和其他奖项,议题最终还是落在了人类无法逃脱的几个终极命题:爱,情感,生殖繁衍上面。
艺里青决定以这样一种方式度过一天,意在引发人们思考这样一个议题:图象被网络绑架的英特 网时代,每一天我们都用太多的来自不同设备的各种规格各种规模的镜头纪录来多身边的点点滴滴,随时随地随兴并且随发,上传的渠道是如此之多选,如此宽广的 输出方向,以几乎没有时差的速度渗透进这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图片代替我们延伸生命。生命分分秒秒流逝也分分秒秒繁衍,一天是一个不转瞬即逝又不是太过漫 长的时间单位,关于一个任何一天中的一天,尝试用绘画的方式去度过,用手的劳动来解决时间自身的症结,用眼睛的观察来承载时间的份量,也许给我们不同的生 命启示。
游走边界的艺术
机构在各自的商业运作之下能为艺术带来什么?文化机构如美术馆也许思路相对清晰,但是如果是教育机构呢?或者是制造业公司?或者是官僚机构? 下面列举三个例子,展示了在中国当今社会不同性质的机构借力“艺术”来企及各自机构的文化理念。三个案例各不相同,在比较它们之前我们也许有必要思考这样一个各种社会机构甚至是每种生命个体都必须面对的议题:边界。
基本的生物细胞体其边界在于自身各个部分的被细胞膜所囊括的空间,这一空间也同时允许它们和外界互动。开普拉(Fritjof Capra)这位美国科学家同时也是系统理论的建筑师提示我们:
“细胞膜不仅是所有生命的恒定特点,同时也通过这个生命世界呈现处某种结构特征……细胞膜不同于细胞壁,细胞壁有着严谨的结构,而细胞膜则开合交替,有着释放和吸收的代谢活动。” (引自他的著作《The Hidden Connections》,2002年出版。
开普拉在这里讨论的是生物结构,系统思维的核心却也在于现实不同层面的比较。社会机构作为社会的细胞也同样面对内部运转和对外互动的生存方式。在这样的语境下,边界问题是关于机构人员编制,和其他社会机构的互动,输出资源和拓展信息等。对于管理层的挑战是如何保持机构生命活力。
视野拓展
普遍的策略是“社交”。 如果一个企业需要发展多样化的合作伙伴关系,缴纳会费将员工派送至相关行业会议是常见的途径。利用社交网络的前提是事先了解其资源和价值所在。所以一个非常基本的解决方式便是“感知”。很多不经意间听到的各种消息和花絮所构成的知识框架使整个社交网络成为可能。
机构通过各种活动和项目来维持自身的边界活力,包括定期的训练、媒体互动、环境塑造和开启各种对话。然而这些努力依旧是有陷入孤陋寡闻的可能性,因为圈子内部的信息明确而且紧扣主题。相对来说艺术经验却可以给我们提供开放的知觉探索途径,也许是我们以前所没有关注过的信息、从未适时省视的回忆和人类的各种情感关系,刺激我们再开发自己的感知。
三个案例
北京的蒲公英中学,2006年到2009年期间学校师生在自己日常课程中渗透艺术活动,把外表贫瘠的校园建设的尽然有序。校园的各个角落都是潜在的艺术空间。被邀请来的艺术家会代领师生们组织讨论、工作坊和去街道社区搜集各种材料、还有图书馆和在线的调查工作,召集志愿者和外来参与者进行团队合作,通过手工劳动和不同媒体来共同开展各种艺术活动。校长郑洪总结办校经验:“这样的活动是让老师和学生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公共开启心智。”
西门子艺术项目,西门子公司在2000年到2006年在中国西门子各部门的艺术项目。是一个给制造业企业员工提供洞察力的有趣案例。职业艺术家被邀请来给不同部门的员工设计观念性的培训项目。官网如此记载:“员工被艺术家邀请来重新省视自己的工作环境,不仅是从公司业务方面,同时也从自己的情感、社会和创造力思维经验出发。”一个例子是由艺术家曹斐指导的工作坊,她向欧司朗荧光灯制造厂的员工们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你在这里做什么?”整个工作坊跨越2005年到2006年的冬季,产出的是一个在工厂空间展出的由员工们制作的照明装置,和一个影像作品,该作品在多个国际艺术展览中展出,包括悉尼双年展览。
国家是最典型的社会机制, 2010年的上海世界博览会是国家水平的世界性艺术互动来推动文化边界(一种国内与国外边界的重省)。 二十年来卓有成效的“开放”过程中,中国大张旗鼓地给世博加油加码,筹备和运作的大量投资,迁徙附近居民,调动庞大的人事网络。这样一种国家性的活动对我们的影响是深远和广博并持续的,包括了各种部门的人员,192个国家的展览筹备人员,2000多不同文化事件的参与者还有8000多志愿者和7万多的参观者,还包括了那些间接受益或者受影响的人群们。
在没有策展力量介入的情况下,世博的“精神遗产”并不是能轻松地广博起来。世博局前部长徐波谈到世博“精神遗产”时说到,“我觉得历史将告诉我们上海世博会对中国社会认识世界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开放思考
这些案例都促使我们思考,其中一个关键议题是:“这些资源被合理和有效地利用吗?”数量上对成本、收入、参与人数等参数的考量是有用的,连同其他方式获得的质量评估,但是归根结底每一个艺术项目都有潜在的风险需要机构去面对。应对风险需要机构充分预计到项目的产出是否有效,调动合适的资源和适宜的合作伙伴合作。
评估一个项目能否有丰厚的产出我们需要考虑:什么样的“感知”方式有效的,而其他视角不会。推测之余,设计出成功的项目计划也是机构定位的核心所在。
最后,这些案例的特点也引发我们思考这样的问题:这些艺术项目的寿命如何维持?经验作为总结内容之外,艺术产出和艺术作品本身的寿命也是衡量艺术项目好坏的标准。另一个角度来看,艺术经验从会随着项目结束而慢慢衰退。建立起机构化的系统化的文化框架来明确地开发艺术价值才能维持边界的不过更新和活跃。 其实无需大张旗鼓,重视当地文化活动和官方机构的交流,指派相关的人员积极和“艺术界”保持联络,主持小型工作坊——这些都可以再机构发展中起到关键和积极的作用。
生态观艺术活动总结
艺里青为第五届环保设计生态展组织的最后一次工作坊在与善因公益的合作下顺利完成。善因公益作为社会公益机构,专门为民工女性和其他社会人群提供教育项目。艺里青总共和五个不同的公益机构合作了六次工作坊,有多达八十名参与者。每个人都通过工作坊将自己平日里对环境和可持续这些概念做出了视觉的个性解读。中国汉字的造字哲学为不怎么精通视觉思维和技巧的我们激发出形象思考的灵感。中国传统汉字中的表意字(这只是浩瀚的汉字中的一小部分)结合了自然世界中的简洁的物象,身体的不同部分,日常用品来传达精深和抽象的概念。
每个人都可以画出简单的图形,并按照一定逻辑把它们组合在一起。海洋上面的一部电话机可能暗示着远距离的交流。再加上两个小人可能预示着常和远方的朋友保持联系。对于这次以环境和生态议题为主的工作坊,参与者需要画出六种图形,以来自自然界的形象为主,在此基础之上根据自己的思路组合两到三个形象来表达自己的生态观,并由此升华出一个整合过的自创之字。
整个的参与、思考、创作的过程是我们的工作坊的最终目的。价值观总是被现成地提供给我们,先入为主地框定好我们的社会结构。我们鲜有根据个人经验反思这些价值观的机会。通过图形、文字和其他形式的表达方式来重审这些价值观的当代语境变得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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